文 | 華商韜略 曹謹浩
12月10日，蘭州民百發布公告，稱實控人朱寶良因個人原因，被“快遞之鄉”桐廬縣公安局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這位“快遞之鄉”首富——朱寶良的突然出事，讓蘭州民百的股民們大吃一驚，但幸好股價只是微微震蕩5%表示一下，截至今日收盤價為每股5.4元，甚至高于朱寶良被捕前價格。
股民們用真金白銀表達了對蘭州民百的青睞，這與近年來朱寶良的大手筆分紅不無關系。
2019年初，蘭州民百宣布擬向全體股東按每10股派發現金紅利16元，合計派現12.53億元。此次分紅，占了2018年凈利潤的79.1%。公告當日，蘭州民百總市值才有55.99億元，分紅的股息率達到22.38%，超過了銀行理財四五倍。
這也是自2017年開始的第四次分紅，累計金額高達15.66億，超過了凈利潤的98%，創下了A股分紅記錄。而在2017年前，蘭州民百過去二十年的分紅也不過5次，總計金額不到2億元。
由于朱寶良夫婦與兒子本身持股比例高達62%，因此足足有10億分紅進入了這一家的荷包。但股民畢竟喝到湯了，對此自然是喜聞樂見。
其實，分紅的利潤不是來源于公司主營業務，而是出售旗下兩家公司的股權所致，讓2018年利潤增長超過10倍。被出售的兩家公司也來源于朱寶良在2009年的收購，當時他相中的是公司資產中的兩塊地皮。
這番資本騰挪的功夫與運作地皮的本事，正是朱寶良崛起為“桐廬首富”的關鍵。
1962年，朱寶良出生在浙江桐廬的大山里，早年喪父，由母親拉扯大。這樣的出身卻讓朱寶良養成了敢闖敢拼的勁頭。
上世紀90年代初，朱寶良靠積攢下的3000元，在杭州擺地攤，并因此進入服裝廠與貿易，從而積累起自己的第一桶金。1995年，杭州市民營政策的變化讓朱寶良看到機遇，他因此開始切入商場與地產運作領域。
短短三年，他先后租賃了杭州多家國營企業在市區中心地段空閑廠房與大片空地，改建為了家電城，鞋城以及小商品市場。 1998年，他又迅速嗅到了上海市改革的風聲，在徐家匯開辦上海寶良家電市場。2002年，朱寶良又在南京買下爛尾的新浪潮廣場，改建并取名為為“北環市場”，并成功被譽為華東最大的服裝航母。
而在商場領域大展身手的同時，1999年，朱寶良又殺回桐廬老家，因為他又看到了機會。
當時，桐廬縣國有旅游總公司要出售旗下所持富春江旅游公司49.6%的股權，這開創了縣級旅游“國退民進”的第一例。富春江旅游公司掌握了桐廬當地國家森林公園，東漢名勝古跡等諸多山水資源。朱寶良則看準機遇以9000萬拔得頭籌，該事件也被外界稱為——民營企業買下了“桐廬山水”。
2003年，在不斷完成對國有資產的收購后，朱寶良又把目光瞄準了蘭州民百國有股轉讓的項目。當時蘭州民百連續三年虧損，面臨退市，當地政府決定轉讓這個集娛樂、醫療、地產、商場在內的本地巨無霸。
當然，朱寶良最看重的還是蘭州民百這個殼資源，最終以1億的優惠價格受讓28.75%股權，成為實控人。此后，經過一番瘦身和資產重組，蘭州民百實現盈利，成功保殼。
2004年，朱寶良把名下企業重整改名為紅樓集團。
靠3000元起家，資本并不雄厚的朱寶良為何能連續進行并購?這個問題恐怕外界很難知曉。
但通過這一系列令外界無法看透的資本操作，朱寶良借著國退民進的東風，不斷擴大紅樓集團的商業版圖，成為民企500強。自己身價超過五十億，多次榮登富豪榜，一度躋身“桐廬首富”。
但朱寶良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夙愿——快遞。
桐廬是中國快遞之鄉，桐廬籍民營企業家創辦和管理的快遞企業已達2500余家，著名的“四達一通”都是桐廬老鄉們的杰作。全國前8家龍頭快遞企業中，桐廬籍占4席，本地從事快遞行業的人更是數以萬計。
多年在外打拼的首富朱寶良卻沒有能分一杯羹，因此自然心向往之。
2012年7月，經過7月7夜艱辛談判，朱寶良最終與深陷財務危機的民營快遞公司——上海希伊艾斯快遞董事長方元里等簽署了并購協議，紅樓集團對CCES絕對控股，并承諾未來3-5年，紅樓集團將為CCES投入20億元。
收購之后，朱寶良將CCES更名為國通快遞，試圖與老鄉們同臺競技。
但快遞這行業畢竟水極多，當初的志得意滿的朱寶良怎么也不會想到，這個20億進軍快遞的舉動卻成為了他的黑洞。收購之后，不僅資源整合很不順，隨著順豐及“三通一達”快遞紛紛躋身資本市場，市場集中度不斷提升，國通快遞經營舉步維艱。
從2017年開始，國通快遞網點停擺、拖欠工資、投訴率急劇攀升等負面消息就沒有停過，最終陷入業務暫停、加盟商退網的泥沼。而紅樓集團面對每天承受200萬元虧損，總共虧損數十億元的現狀，最終只得關停了國通快遞。
朱寶良此次出事，有消息稱涉嫌強迫交易罪。如若屬實，也多少揭示出——這些年紅樓集團不斷擴張下的陰暗面。
曾經，風光無限的朱寶良在一番慷慨的分紅操作后，自己一家吃到肉，股民也喝到湯了，可如今卻因20億豪賭快遞深陷泥潭，自己也被抓，昔日輝煌不再，不禁讓人唏噓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