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全國經濟研究局的數據，非洲大陸的貧困率正在穩步下降，比預期的下降速度還要快。據《柳葉刀》雜志報道，非洲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正在下跌，“證據顯示下降速度正在加快”。而最令人鼓舞的消息來自《麥肯錫季刊》：非洲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
然而，美國的媒體仍將非洲描述為“一個無盡凄慘的大陸”。比如《時代》雜志在去年6月發布一組圖片，描述一個裸體的女性在分娩過程中死去。不久后，CNN又做了一期關于受屠宰場工作壓榨的肯尼亞男孩的故事：這兩個男孩因貧窮而不得不將山羊運送到屠宰場，而每運一只山羊的報酬卻不到1美分。2010年5月至9月，美國擁有讀者數量前10名的報紙和雜志共發表了245篇關于非洲貧困的報道，但僅5篇提及非洲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為什么西方看到的非洲幾乎全是這些凄慘的景象？
記者采寫非洲題材與其報道框架有關
19世紀《紐約先驅報》記者斯坦利曾寫到，他準備找到桑給巴爾（譯者注：坦桑尼亞地名），那里“居住著無知的黑人，他們嘴唇肥厚”堪比迪夏尤（注：迪夏尤是19世紀的法裔美籍探險家，首次發現了黑猩猩）所發現的黑猩猩。比夫拉戰爭（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生在尼日利亞的一場內戰，導致了“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創立和全世界對黑非洲饑荒問題的空前關注。）使人權問題在20世紀60年代末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從此以后西方記者開始關注諸如女性割禮這樣的報道題材。
1980年代，埃塞俄比亞發生了一場饑荒，這和干旱問題有著同等重要的政治意涵，并形成了一種“饑餓的非洲”報道模式。這種報道模式如今不僅沒有被摒棄，反而持續發展：據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教授史蒂夫•S•羅斯在2004年所作的研究，1998至2002年期間關于非洲饑荒的報道增加了2倍。筆者曾于1960年代作為Peace Corps組織的志愿者來到肯尼亞，并于4年前回到那里。紐約時報將肯尼亞2007年大選后的暴力沖突表述為部落主義的“返祖”現象，呼應了當年斯坦利等早期西方殖民者的觀點。
NGO組織和國際援助機構也推動了這種報道模式
然而，我認為這些負面的成見之所以會持續占領媒體的版面，與西方的非政府組織（NGOs）以及像聯合國那樣的國際援助機構不無關系。這些機構顯然樂于讓人們關注尚待解決的問題而非已經取得的成就。從現實層面而言，他們也需要募集援助資金。這幾個因素疊加使人們更愿意去呈現一個盡可能陰暗的非洲，以便得到關注和援助資金，同時也使得記者們持續傳播這些陰暗的畫面。
非洲人也逐步承認可怕的沖突和人們的苦難仍然存在于這片大陸上。然而，媒體觀察者、肯尼亞的管理咨詢專家賓德拉稱，這些關于非洲的報道卻缺少令局外人士全面了解非洲的深度和廣度——非洲的潛力、成就和挑戰。“饑饉是存在的，但不是全部”賓德拉說，“有傲慢的領導人，但絕大多數報道卻沒能挑戰任何人的想法”。
過去30年，非政府組織在援助非洲方面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因為西方捐助者擔心政府的腐敗，所以越來越多援助通過非政府組織發放。康奈爾大學的范德瓦爾教授稱，在1970年代中期，一個典型的非洲國家里只有大概只有不到12個非政府組織（如紅十字會），但是現在同樣一個國家大概有250個這樣的組織。
非政府組織數量的爆炸性增長意味著他們將為援助資金而競爭。“當你募集援助資金時，你必須證明它的必要性。比如存在著忍饑挨餓的孩子或者垂死掙扎的母親。如果表述的情況不夠糟糕，那么你將無法得到捐款”，在內羅畢服務一家美國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這樣告訴筆者。因此，對捐款的激烈競爭導致非政府組織并不愿意聽到好消息。一個提供索馬里食物供應數據的機構的官員說：“去年大豐收的報道出來后，許多非政府組織和聯合國機構告訴我這個消息太過于正面了。”
肯尼亞人Warah曾供職于聯合國人居署，現在離職從事寫作工作，她說在她所遇到的援助機構中，夸大其詞并不罕見“他們希望記者們說‘哇’、他們希望能夠引用你的報道”她說“這意味著有更多錢用于下一篇報道。這確實很憤世嫉俗。”
荷蘭資深記者琳達•波曼認為，西方記者傾向于過分相信援助機構。在她的書《大篷車危機》中，她舉了個例子：記者們寧可聽信非政府組織辦的難民營，卻不愿質疑潛在的腐敗或這些設備是否真的有需要。她寫道：“那些援助機構把自己包裝得像特蕾莎嬤嬤（注：印度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畢生致力于救助貧苦民眾）一樣，但事實并非記者們看到的那樣。”
需求在增加而資金則不斷減少，援助團體不得不更加依賴記者。他們不僅僅通過提供信息或在運輸機上給記提供座位來影響媒體報道，有時候更深度介入整個采編流程。
國際危機團體的金伯利•阿伯特2009年在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述了2005年《夜線》（注：美國廣播公司一檔夜間時政類節目，類似央視《焦點訪談》）的一期關于烏干達的節目是由阿伯特所在的非政府組織制作并資助的。該組織由盧旺達飯店的明星、演員錢德爾負責。阿伯特引述《夜線》節目主持泰德•科博爾的解釋：“錢德爾希望他的妻女能夠切實感受到非洲廣泛存在的困苦。國際危機團體希望公開烏干達發生的事情，而我們，說穿了無非是希望以盡可能少的成本給您提供一個報道。”阿伯特認為，“這種形式的合作如今在全國的紙媒和電子媒體的新聞編輯部中均有發生，盡管許多人并不愿意公開談論。”
丹尼爾·迪金森曾任BBC的記者，如今是一名歐盟在內羅畢的宣傳官員，他知道技術和經濟條件對關于非洲第一手新聞素材的重要性。“過去五至十年的最大變化是互聯網的擴張“，他說，“記者們必須在金融危機報道之外喂飽這些動物（互聯網），于是日益增加的國際新聞采納了我們提供的內容”
本·帕克是聯合國合作與人道主義事務下的一個新聞機構IRIN的聯合創辦人，非常羨慕迪金森的成就，因為“他撰寫的報道都是他一個人獨自采編的”。IRIN許多關于援助機構的稿件被引用。“西方媒體不會原文照登我們的稿件，但是很多會剽竊”。
勞倫•蓋爾芬德，簡氏防務周刊駐內羅畢記者，她說她所認識的絕大多數記者為3到4家新聞機構撰稿以致沒有時間從事耗費時間的報道。他有一年離開記者行當轉而去樂施會工作。“如果記者們報道關于發展的新聞，主題必須是容易采寫的”蓋爾芬德回憶。他舉例說，最好推廣開的報道就是“有名人訪問援助項目”。
蓋爾芬德說，在樂施會的經歷使她明白GNO組織為得到媒體報道傾注了多大精力。“所有的談話要點都被精心羅列出來……它是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其控制層級之多堪比政府部門”，她如此評價樂施會，還強調許多非政府組織拒絕與媒體合作，除非他們知道自己將被正面報道。
蓋爾芬德認為“對非政府組織公允而言，報道饑荒比報道真實而有效的、普遍意義上的政策轉變更容易。”她還說，她仍然相信絕大多數援助機構的工作人員之所以會從事目前的工作是由于他們能夠改變一些事情。盡管如此，“樂施會所做的只是維持自己的存在”，她說。
關于援助機構的報道往往依賴于由其提供的可疑數據。
以內羅畢的一個社區基貝拉為例。新聞全文數據庫對世界主要出版物檢索的結果發現，基貝拉2004年有34次被形容為非洲“最大的”平民窟；在2010年的前10個月，這種描述被使用了83次。其中的許多新聞報道都關注到當地據稱有多達6000個本地或國際性非政府組織中的一家，而當地人口據稱多達100萬人。
然而，肯尼亞2009年進行的人口普查數據最近公布：據官方調查，基貝拉只有19.4萬居民。2010年，羅絲娜•沃拉在肯尼亞的國家日報撰文稱，當她在一家名為世界監察機構的非政府組織工作的時候，她發表的人口數據是來自聯合國人居署的“注水”人口數據，盡管她知道在該機構的同事并未就這個數據取得共識。她在文中寫道，2004年后的某一天，基貝拉的人口預測數據開始上漲，“在我們發現這一點前，夸張的數據已經像病毒一樣大肆傳播”。“膨脹的數據并未受到質疑，也許是因為這對于許多演員而言是有用的……這些數據對非政府組織而言尤其有用，可以讓慈善家和其他樂善好施者為他們在基貝拉的項目捐助更多”。
可疑的數據以其它形式出現在關于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報告中，千年發展目標有著一系列關于減貧目標和增加福利的措施。聯合國和非政府組織的官員一貫地將非洲描述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失敗者，而媒體也一貫地發表這些失敗。
但是包括千年發展目標的起草者Jan Vandemoortele在內的一些專家擔心千年發展目標被誤用。他在2009年撰文表示，千年發展目標是全球的目標，但是現在已經被不恰當地用于個別國家和地區。“非洲卓著的進步被國際組織和外部觀察者稱之為失敗，這是一個悲劇”Jan也指出一些特定的措施被選擇性應用“以便將非洲呈現為一個失敗者，以獲得某項活動、政策、爭論的支援”。
盡管如此，聯合國大會9月召開的時候，美聯社引述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話說：“許多國家都在短期內下滑，尤其是非洲”。同時，洛杉磯時報引述樂施會的報告稱：“除非一個加速千年發展目標全部實現的緊急救助方案被提出，我們很可能會見證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體性失敗。
關于非洲帶有傾向而偏頗的報道不僅僅誤導讀者，還會對政策有潛在性的影響。范德瓦爾稱：“非洲的福利模式仍然主導者國會和希拉里的國際觀。”哈佛商學院助理教授凱瑟琳•杜根說，在公司高管的印象中，“非洲仍然是需要你將在世界其他地方掙到的錢無償投入進去的地方。”不僅如此，這些報道還挫敗了非洲人民改變的努力。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西非地區宣傳主管馬丁•道斯稱，當出現災難的時候，記者們“以援助工作者的身份來到我們這里，他們卻不與政府溝通，實際上政府正是我們開展工作的渠道。這意味著非洲人民展現應對災難的機會非常有限。他們沒有被寫入關于他們自己的報道”
即便消息源不斷減少，記者們仍可以做得更好
